海盐文化论--盐城市博物馆

长期以来，盐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历史研究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其中以四川自贡井盐为代表的盐文化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然而关于海盐在盐业历史上的主导地位及其独特文化内涵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并因此影响到许多历史上以海盐为主导产业的地区地域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以致于几千年来一直以海盐生产、运销为主导产业的江淮沿海地带被学术界认为是缺少有自身特色历史文化的地区。受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普遍开展的地方志的编写和各区域关注地方历史文化特色探寻的影响，以盐城为中心的江淮沿海地带的地方文史、文博、盐业学者也开始了对本地区历史文化特色的深入探讨，并逐渐认识到，以盐城为中心的江淮沿海地区，处于南北两大文化区的交汇地带，经济、文化受制于两大文化圈的影响，很不稳定，难以形成体系完整的历史文化类型。但是，这里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海盐生产基地，几千年来未有改变，这正是该地域地方历史文化发展的基础。于是将海盐文化的研究与盐城为中心的江淮沿海地区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既为推动海盐文化研究找到了根基，也为地方历史文化特色作出了准确定位。

文化，广义上指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由此推论，海盐文化应是人们在进行海盐生产、运销、使用和管理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的、人文的成果总和。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有鲜明个性、自成体系的组成部分来认识，海盐文化是历史悠久、传统独特、影响广大的行业文化与特定地域历史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特色文化。这是由中国海盐业的历史地位、鲜明特色和与特定区域密切联系所决定的。

中国海盐业与中华文明同起步、共发展。古籍《世本》记载：“夙沙氏煮海为盐”。《吕氏春秋·用民》载：“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据此，夙沙氏当为神农（即炎帝）时部落，中国最早发现“煮海为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炎帝时期，距今5000年左右，与中华文明的起步时间相同。《中国盐政史》称“世界盐业莫先于中国，中国盐业发源最古在昔神农时代夙沙初作煮海为盐，世称‘盐宗’，此海盐之由也”。中国许多重要盐产地历史上都建有祭祀“盐宗”的庙宇。至今，中国海盐业年产2000万吨，仍居世界第一。

中国海盐业不仅历史最长，而且产量最高，在各种盐业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其原因，一是中国拥有1.8万公里海岸线，海水资源极为丰富，几千年历史过程中形成七大海盐产区，大都年份产量为各种盐的总和的80%以上^[1]。二是海盐生产工艺便捷成熟，从业者众。海水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资源，可以通过潮的起落，引灌或直接提取，茂盛的柴草和充足的阳光、风力又为海盐生产提供了无尽能源，广阔的滩涂成为众人合力生产的场地，所以海盐业可容纳成千上万劳动力，影响最为广大。三是对海盐业的管理决定了对整个盐业的管理。历代实施的盐政管理中，由于海盐业的产量和广泛分布，不论是生产还是运销方法等，在盐业管理的各项决策中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海盐业在悠久历史过程中，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利用能力的提高，创造出自成体系的科技发展史，同时推动了盐政管理的变革与发展，形成了海盐文化鲜明的行业特色。由于海盐业的主导地位及其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曾引发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也是历代文人墨客、民间艺人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角色。

1、中国海盐业创造出自成体系的科技演变史。海盐生产方式主要经历了从最初的直接煮海水为盐，到汉代以后的炼卤煎盐，再到宋代开始出现、明代逐步普及的“晒海为盐”的演变历程。其间不同地域发明的不同的炼卤方式，煎盐的不同工具和形式，晒盐中的池晒、板晒、滩晒……也都是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许多相关行业也为其创造出许多独特的技艺，如纳潮引卤动力工具、铸铁工艺、盐廪的堆放、包装专用蒲包以及运输用的车、船、跳等等。其中大都载入中国科技史册，元代陈椿的《熬波图》、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沿海各地区历代的《盐法志》、《中国科技史》等都有着系统的介绍。它们直接体现出广大盐民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也从侧面反映出盐民生产中的艰辛程度和团结精神。

2、中国海盐业推动了盐政管理的发展、变革。在中国二千多年封建史中，盐的赋税一般是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朝廷收入，唐代宝应年间，盐税收入甚至占到朝廷收入的一半以上，南宋时，盐税更是创纪录地达到朝廷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唐宝应年间，全国税利1200万缗，盐税 600万缗，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朝廷财政收入2066749贯，其中盐钱15665615贯，占75%；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朝廷财政总收入2156912贯，其中盐钱17969011贯，占83.3%。”^[2]]，海盐则是其中最主要的来源。海盐的巨大利益，是历代统治者、地方割据势力、商人、盐民之间斗争的焦点。为了保证朝廷的收入，统治者对盐的管理不断变革，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独特体系的盐政管理历史。

中国盐业管理始于春秋时期的齐国，管仲提出“官山海”，实行盐的专管而富国强兵，称霸一时。此后，历代统治者纷纷效仿。汉武帝在全国各重要盐产地专设盐铁官，控制盐利，为实现其强大的中央集权、征服匈奴民族的宏图大业奠定了经济基础。虽然隋初曾一度放弃盐的专管，唐代则迅速加强对盐的专管，特别是刘晏任淮南节度使时，实行“就场专卖制”，使盐利大增，江淮盐业税利由原来的“四十万缗到大历末六百余万缗”^[3]，并逐渐造就扬州的繁华。宋代实施“折中法”、 “盐钞法” 、“引法”，盐利成为朝廷的主要收入来源。元、明、清，各代盐的管理方法不断更叠，成就出一部具有丰富内容的独特历史。

3、中国海盐业的发展引发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海盐业曾数次成为主角。海盐的巨大利益引发了汉吴王濞煮盐聚利，以与朝廷相抗；汉代的盐铁之争《盐铁论》永载史册；元末盐民张士诚起义据苏州称王；扬州徽商以盐利竞豪富等等。这些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都源于海盐。

4、中国海盐业也是历代文人墨客、民间艺人文艺创作中的重要内容，出现了丰富多彩的文艺作品。纵观中国历代文艺作品，无论是诗词歌赋，还是散文小说，海盐业在其中有着重要表现。诗仙李白就有“吴盐如花皎白雪”诗句传世，宋代著名词人柳永在浙江任盐官时写下了《煮盐歌》，对盐民生产生活情况作了详细的描述，周邦彦《少年游》有：“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的著名诗句。盐民张士诚起义为施耐庵写成《水浒传》提供了众多的第一手形象资料。海盐产地民间艺人创作大量的民歌、民谣更是海盐文艺的主体。海盐作为食盐上品，在中国饮食文化中亦有着重要位置。

由于海盐业的特殊地位，成为某些特定地域的长期主导产业，使这些地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日常生活都与海盐的生产、运销密不可分，形成以海盐文化为基本特征的地方历史文化。在中国东部沿海就有许多这样的地区。它们中有的起始于新石器时代，有的始于春秋战国，有的起于汉代或唐宋时期。几百年、数千年的海盐业，浸透了这些地区的历史，它们的先民开发史、城市建设、交通、建筑、民间生活与民情风俗无不深深打上海盐的烙印。这些地区成为海盐文化的集中表现，是海盐文化的重要代表。

既然海盐文化是海盐业与海盐产地历史文化长期渗透形成的，那么认识研究海盐文化就必须与有代表性的特定地域历史文化研究相结合。在中国海盐史上影响最广的两淮（专指淮河两岸沿海地带）盐产区的中心——江苏盐城，就是一个难得的重要代表。它的主要特征是，海盐业贯穿盐城几千年历史全过程，海盐文化成为盐城地方历史文化的基本特色。

盐城位于苏北沿海中心，在北纬32°24′~34°28′和东经119°27′~120°54′之间，沿海北起灌河入海口，南抵东台南坝港，全长582公里。淮河在其北端入海，气候属于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型气候。这一带是不断淤长的泥沙型海岸，海拔高度一般在0—5米之间。纵横交错的沟渎、平坦的滩涂、广阔的水域和茂盛的芦苇、茅草丛林构成基本地貌，是进行海盐生产得天独厚的地区。

考古发现，距今5000多年前，有先民来此开发，他们以捕鱼、狩猎为生，因海浸又迁徙他乡。周代，海岸线逐步稳定，便有先民来此搭灶煮盐。初为淮夷地，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属吴、越、楚。《史记·货殖列传》称“东楚有海盐之饶”。汉武帝时期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便因盐而置“盐渎县”，东晋义熙七年（公元411年）称名“盐城”。唐代在盐城专设“盐监”。《新唐书·食货志》载“天下之利，盐利居半”，其产地“吴、越、扬、楚，盐廪至数千，积盐二万余石，有涟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场，嘉兴、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监。岁得余钱百万余缗，以当百余之州赋”。^[4]其中 “盐城有盐亭百二十三所”^[5]。宋时盐城境内有盐场9个，朝廷在境内西溪专设盐仓，三代名相晏殊、吕夷简、范仲淹先后任盐官于此，《宋史·食货志》载：“以蜀、广、浙数路言之，皆不及淮盐额之半”^[6]。明代境内盐场发展到13个，明清随着海岸东移，当地盐产日广，到清乾隆时期，淮盐的行销进入了黄金时代，当初的盐场、盐仓逐渐成为当地的城市、集镇，也是成就扬州繁华的主要支撑。虽然清末民初，海岸线东扩，海水渐淡，产量不稳，南通张骞为发展新兴产业在这里发动了“废灶兴垦”，开发土地种植棉花，当地海盐产业主导地位逐渐让位于农业，但是海盐产业仍是当地重要产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支持夺取全国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盐城至今仍是江苏最重要的海盐产地。

1、印在盐城大地上的海盐生产、运销图。翻开盐城的历史，几乎每一个城市、集镇都曾是海盐的生产、运销中心，每一条历史上的公路、河流都与海盐相关。面对盐城地图，贯穿盐城南北的204国道和串场河，正是修筑于唐宋时期的捍海堰——范公堤和运盐主航道，其间镶串着的当地主要城市、集镇无一不是唐宋时期重要海盐产地或仓贮重地。它们起初的规划布局、居民集聚和地名称谓都直接体现出海盐生产运销和管理的需要。1994年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盐城境内大丰草堰为“古盐运集散地保护区”，便是其中的代表。其东部广大区域，每一个集镇都是起于南宋以后的海盐产地，都是海盐文化产物。纵横密集的河流，或顺其自然，或稍加疏浚，或人工开挖，都是为着海水的引灌和海盐的运输。即使西部地区集镇，历史上也大都是海盐生产运销的配套产业地。盐城地名中，至今仍保留着直接关系到海盐生产、运销、管理的地名600多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场（伍佑场、新兴场）、团（新团、西团）、灶（四灶、头灶）、丿（曹丿、潘丿）、仓（三仓、四仓）等。它们是印在大地上的海盐文化遗存，体现出海盐生产方式及其变革、运销、管理办法，以及与当地社会生活的广泛联系等。

①古墓葬，全市已发现有60多处（群）。其中宋元以前的古墓葬主要集中于古代沿海一线，尤其是汉代墓葬有30多处（群），北起阜宁羊寨，南到大丰刘庄。这一带仅有个别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周代遗址，到了汉代很快出现众多汉墓，直观地反映出战国以后盐城地区的海盐之利很快使这一偏隅之地迅速发展起来的历史状况。仅盐城周围就有5处较大规模的汉墓群。其中三羊墩的1号汉墓不但陪葬物较丰，而且墓中出土一金边漆盘，底部标有“上林”、“大官”字样，应为汉代宫廷御用，墓主可能是一盐官，显示其与朝廷皇室有着亲密交往的特殊关系^[7]。

汉代以后的古墓葬也都直接或简接地反映了因盐业生产兴盛发展的历史，特别是位于建湖庆丰的元新兴场典史崔彬墓，从其墓志可以看出，崔彬年轻时即进入新兴场担任官吏，先后在新兴、五右、刘庄三场任职三十多年。墓葬为石、砖、木三层套椁墓室，随葬品丰厚、精美，体现了当时场署管理人员富有的生活状况，为研究当地盐场的历史状况留下了宝贵的实物佐证^[8]。

②古建筑，有20多处（群）。集中于昔日重要海盐产销中心。最早的有东台西溪处的海春轩塔，建于北宋。时西溪为当地海盐仓贮中心，此塔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为海盐运输的指航标志。在西溪、丁溪、草堰、庙湾等处许多建于宋、明、清代的桥闸，主要为了抵御海潮，排泄积水以利海盐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些不同时期桥闸的建筑的风格，也反映出受到不同地区文化的影响。在富安、安丰、东台、草堰、白驹等历史上的重要盐场有着10多处（群）明清古代民居，其建筑风格以江南和徽式建筑为多，是明清时期江南、安徽等地盐商，为顺应盐政改革而来到海盐生产经销前沿而建造的民宅、商店、钱庄等。它们都是反映海盐之利带动当地经济繁荣及促进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昔日沿海滩涂上曾有近百处避潮墩，现仅存10多处，是盐民为躲避海潮救生的特殊建造物，显示了海盐生产的艰辛、危险和盐民们团结、冒险的精神。

③系列反映海盐生产变革历史的工具。盐城几十年来出土了许多历代海盐生产工具，其中有唐宋时期的盘铁、宋元时期的切块盘铁、明清时期的切块盘铁和清末民初的锅丿及其配套的工具。同时当地文博工作者陆续征集了板晒、池晒、滩晒用的板框、竹管、石碾、翻耙、翻板、风车等。这些文物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海盐生产技术演变过程，是为全国仅有。

据前一时期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牵头组织在山东莱州湾地区进行的古代盐业考古调查发现，早期的煮盐遗址往往有着成片较厚的陶片堆积，据此推测早期的煮盐陶器器形以盔形罐为主^[9]。在盐城、阜宁施庄等有着周代文化堆积的地方，也有类似现象，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3、盐城历代民情风俗、文艺作品反映了海盐文化对当地人民生产生活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盐城进行的多次民间文艺调查和非物质文化调查的成果中，涉及海盐生产、运销、盐民生活内容的占到相当多的部分。如民歌中的戽水号子、起盐号子等悲凉、激越；民谣中的“灶户叹五更”、“盐丁叹”，是盐民生产、生活的生动写照；民谣中“三月三，脱鞋忙河滩”、“晒盐没的鬼，全靠人盘水”显示了盐民对生产规律的掌握。历代文人骚客目睹海盐生产、盐民生活也是感慨颇多，留下了大量的传世篇章，特别是出生于盐城境内安丰场的明末清初盐民诗人吴嘉纪以写盐民生活而称著诗坛，写下的“白头灶户”成为了盐民生活的千古绝句。同是出身于安丰场盐民家庭的王艮，是中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的哲学家，其“百姓日用即道”的哲学思想，包含着长期盐民生活的思考。同时，当地还留下了很多与海盐生产相关的民情风俗，至今还保留着“祭龙王”、“敬灶神”等盐民风俗。

要确立海盐文化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弘扬海盐文化，认识到海盐文化是海盐行业文化与特定地域历史文化融会而成，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即确定其文化定位；面对其博大的历史内涵，推出特定地域历史文化代表——盐城，则是突出了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即明确其历史方位。因而只有深入研究海盐行业特征与盐城地方历史文化的形成关系，才可以建立起海盐文化研究的基本体系，并为海盐文化体系的丰富和完善确立方向。

研究海盐行业特征与盐城地方历史文化形成关系，首先应该较为系统地排列出海盐行业的基本特征和表现。即海盐的生产，包括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生产流程、组织形式等；海盐的运输，包括包装储存、运输工具、技术流程等；海盐的销售、赋税、监督、缉私以及海盐的用途等等，并界定其各自特征和演变过程。

其次，将海盐行业特征逐一与盐城地方历史文化主要因素包括地理、资源、人口、生产单位、交通、城镇建设、建筑、行政管理、生活规律、民俗风情、文艺创作、宗教、信仰等等进行对应，并找出其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具体形式。比如，煎盐是海盐生产技术中的重要过程，尤其是在盐城一带，不仅时间延续长，而且创造的工具、流程被其他海盐生产地所引用( 浙西的切块盘铁 “样自两淮行两浙”^[10])。对应盐城地理、资源情况便可以看出，正是盐城有广阔的泥质型海涂，柴草资源茂盛，为煎盐生产提供了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能源条件，造成了主要以煎盐为主的海盐生产特征。再比如，海盐的集散是在严格的管理下进行的，为了实施管理，在其集散地设计了特殊的布局。形成了盐城历史上沿海各城镇集镇布局的独特性，即在集镇的中心有一人工河道，在南北两端分别与串场河相连，串场河在集镇的西侧呈弧形绕镇而过，并分别与市内中心河道相连。这样的布局既保证了串场河的畅通，又为设卡置壩以堵私盐提供了方便。这也成为盐城地方古代沿海城镇规划的重要特色。也就是说，海盐煎盐生产技术得到盐城一带的地理、资源优势的支持而发展、成熟；盐城的城镇规划布局是海盐集散、管理需要的产物。如此种种，通过分别找出它们各自的联系，从而将海盐文化内容具体化、体系化。

海盐文化的研究虽然是起步阶段，但是有着各地方历史文化和盐业历史、盐业管理等方面研究的铺陈，只要我们注意借鉴前人的成果，抓住海盐文化已确立的文化定位和重点对象，深入、系统地研究海盐行业特色与地方历史文化形成的关系，将能较快地建立其海盐文化体系，为海盐文化的研究和宣传普及提供较为完备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