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陈 陈以鉴 王骅书
盐城东濒黄海，西襟湖荡，其海岸线北起响水县灌河口，南至东台市新港，全长582公里。海陆曾几经变迁，使境域随滩涂淤长不断增大。今日沿海地区有45.7万公顷的滩涂，占全国滩涂面积的五分之一，占全省滩涂面积的五分之三，形成了一种临海滩涂辽阔、河流密布的特有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几千年来盐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滩涂资源的开发息息相关，经历了盐业为源，盐垦并举，废灶兴垦的曲折漫长的演变过程。长时期单一的盐业生产使区域社会经济相当薄弱，明清两代盐垦递兴为它带来了发展生机，清末民初废灶兴垦的重大产业结构调整使盐城经济跟上近代工业前进的步伐。研究这段历史对了解先人创业建家的艰辛曲折，更好地开发广阔的沿海滩涂，建立“海上苏东”，振兴盐城经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淮南盐都
长江、淮河和旧黄河的冲积，使盐城海岸逐步东移，形成了大片良好的土壤，长有盐蒿杂草的陆地，为煎制海盐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远在上古，这里就开始了利用植被茂盛的滩涂草荡，割草煮盐，制盐历史源远流长。秦汉时期，盐城的盐业生产已具有一定的规模，是淮东的盐政中心。唐宋时期，盐城的盐业生产地位更为提高，逐步发展成为我国东南部重要的盐业中心。明清两代，社会经济呈现盐垦递兴的发展模式，制盐技术进一步提高，旧亭场废弃，新亭场快速发展，仍然为淮南盐都。但清朝中叶以后，盐业由盛渐衰。这种滩涂资源开发、利用的最初生态经济形式，发展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适应了社会需求，是盐城古代社会经济的重要基础，也带动了商业、河运、海运的发展，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相传远古时期，曾有“宿沙氏初作煮海盐……，齐有宿沙卫是其后也”。[1]唐尧、虞舜时，“尧曾命禹治水以盐作贡”。[2]春秋吴越争霸，夫差自中原退师南返时，封其民于江淮之间，这是本区有史记载的第一次移民。沿海人口增加，遂于战国时设置盐场。秦时此地已大兴煮盐铸铁之利(今盐城城址北门外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秦汉遗址)。“东有海盐之饶”，“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3]西汉吴王刘濞在此“招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4]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盐城因盐置县，始名盐渎，所谓盐渎，就是为了运盐外出而开挖的河渠。当时全国沿海有29个县，只有盐城和堂邑设了盐铁官，由朝廷置备生产资料，招收被流放的人从事食盐生产。东汉末年，盐城有第一任县丞，为三国吴王孙权之父孙坚，可见当时的社会经济已到了相当成熟的发展阶段。这里“煮盐利兴，穿渠通运”，是盐场处处，盐商灶民众多的经济兴旺之地，淮东盐政中心。三国时期，连年兵灾，盐城地处魏吴边境，受害尤深。曹操“征令江淮之民内徙”，使江淮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射阳县和盐渎县俱废”[5]。晋武帝平吴统一中国后，遂在太康元年(280年)招抚江淮流民返回，于太康二年(281年)复置盐渎县，东晋隆安元年(397年)，分盐渎、射阳两县为盐城、东城、左乡、山阳四县。
就其地域面积而言，在唐以前盐城还只是“海中之洲，长百六十里，洲上有盐亭百二十三”。[6]唐初泥沙淤海，洲方与大陆相连，滩涂面积扩大，加之日照时间充裕，于海盐生产甚为有利，其后盐产量大幅度提高。乾元元年(758年)第五琦定盐法，派原业户和游民承办官盐，免其杂徭。境内设有盐城监，管盐课并负责监督沿海盐业产销，查缉私制私卖行为。宝应元年(762年)，全国主要产盐地共设置了四场十监，境内就设了海陵、盐城二监。海陵监署设在东台场，盐城监署设在伍佑场。“海陵监……每岁煮盐六十万石；……盐城监每岁煮盐四十五万石。”[7]当时盐利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天下之利，盐利之半”[8]。盐城境域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因此在全国十分显要。
宋起，盐户渐成为一种特殊户籍，由官府佥派罪犯和农户，以予卤地草荡和制盐工本，承担着繁重的产盐徭役。政府严格执行“计丁输盐”，每丁一年的指标称“丁额盐”或“正额盐”，[9]常常达35石正盐，按“每正盐一石，纳耗一斗”[10]来计算，每丁一年需交纳5255斤食盐。宋初，在两淮盐区第一代煮盐器皿“牢盆”演变为“盘铁”，工效有所提高，也适应政府催煎制盐的执行。据(宋史·食货志)、(宋会要·食货)等载：太宗年间(976～995年)，海陵监年产盐128100石，盐城监年产盐277000石；真宗时(998—1025年)海陵、盐城两监产盐高达1073000石，产量为淮南各场之冠，生产规模超过四川井盐，是全国显著产盐要地。宋时两淮盐区共设三监二十九场，盐城境内设有海陵、盐城二监及十一场。南宋初年(1128年)黄河夺淮，经苏北入海，大量泥沙带到海中，海岸线东移，卤水渐远，海盐产量大减，到南宋末年(1275年前后)仅产盐二十七千石，原堤西的竹溪、七惠、四安等场废置，盐业生产规模有所萎缩。
元代的盐政沿袭宋制。淮南设场25个，盐城境内就有13个盐场(富安、安丰、梁垛、东台、何垛、丁溪、草堰、白驹、小海、刘庄、伍佑、新兴、庙湾)。两淮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三分之一强，元世祖时有“两淮盐税甲天下”之说，至顺四年(1333年)两淮盐产量380万石，在《元史·地理志》上，盐城注以“上”字以示富饶。
明初沿海滩涂淤涨，地域盈扩，灶亭东进，盐业规模逐步发展。“洪武赶散”迁入大批移民充实江淮，相当一部分人充实到制盐生产第一线，加之第三代煮盐器具“锅”替换了“盘铁”，促进了盐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仅今盐城县境内由8912户至天顺初年增至10203户[11]。到成化四年(1468年)，两淮存积余盐五万九千引(每引200斤)；成化十九年(1483年)积盐达数石万引。正德七年(1512年)两淮盐场增至30个，其间开掘了经盐城、东台、海安、南同通扬运河相接的南串场河，贯穿沿岸诸场。嘉靖十七年(1538年)，为“输赋于仓，载薪于团”，应两淮御史洪垣、小海场大使王瑞等人的请求，重浚了小海灶河(今王港河)。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采用盐法道袁世振的建议立“纲法”，从此官不收盐，由商人和盐户直接交易，收买运输都归于商，并得世袭，从而刺激了资本对盐业生产的投入，两淮盐产量上浮较快。明朝政府规定每丁每年应纳盐课16引，按引配荡，每引配煎草荡以草荡质量分等派给，由六亩六分至二十七亩不等。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改输盐为征课，谓之折价。每引征银二钱，这样每丁每年须交纳现银二两，盐民赋税很重。
清承明制，政府继续实行“保护盐课，打击垦植”的政策，盐户仍保持盐籍，灶课并入地亩征银。乾隆、嘉庆年间，国家长期统一，社会秩序基本稳定，人口大量增加，食盐需求量也相应增多，因此，清政府将淮南各场新淤较多的土地及时勘查派给商人开发，办盐济食，当作一项重要的任务，相应制定了一些务实的政策，为稳定盐产，增加财政收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雍正九年(1731年)以古盐城县北境庙湾等场新设置了阜宁县，其间将串场河由盐城疏浚到阜宁，以后又屡次疏浚，将中十场和北五场连接起来。乾隆十三年(1748年)淮南沿海盐场潮灾严重，政府在各地新设潮墩148座，其中今大丰境内就有32座，为新盐区的开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尤其值得提到的，清政府前后12次频繁地勘查新淤，并及时派给盐商灶民开发，在境内的13个盐场勘查出新淤43万多亩，派出23万多亩草荡煮盐[12]。宋明时期盐灶的全部生产资料及维修费用均由国家出资，花费多而效益低。然在乾嘉年间政府开始将新淤沙荡派给盐商投资开发。如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政府将草堰场十五万余亩新淤沙荡交给11家盐商，由盐商出资招来盐丁万人，船户数千人置亭办灶。草荡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属于垣商，是对始于明末的商亭制的继承和完善，它比灶亭制(土地的使用权属于灶民)更刺激了资本对盐业生产的投入，使盐产量上浮较快，由雍正时的13985引增至89739引，国家当年就从草堰一场新增折价七百五十余两，这是一条当时开发利用沿海滩涂资源、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
顺治二年(1615年)淮南产盐1181237引，乾隆九年(1744年)产盐1527339引。嘉庆七年(1802年)本区产盐11888347引，就淮盐产量来看，当时盐城仍是淮盐的重要产地。道光六年(1826年)本区盐产量开始下降，仅产盐4515366引，咸丰八年(1858年)仅产盐1825434担，自此以后淮南煮盐无论是成本、工效，还是产量都难敌淮北晒盐，淮盐生产重心由南向北转移，甚至常有借买淮北之盐接济淮南行销，并以北盐溢收之税银抵偿南盐短少之税款。而由来已久的私垦更胜于明代，社会经济结构随之过渡为盐垦递兴的生态经济模式，盐城也逐渐成为里下河地区盐、粮、油的集散地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二、盐垦并举
盐城一带地势低平，绝大部分地区海拔不足5米，西部的射阳河、大纵湖沿岸海拔仅1米。历史上潮、卤、洪、涝、旱交替为患。距今约7000年前，一次大规模的海浸，使之全部变成浅海湾，新石器时期的一次海退又使盐城西部演变成陆。秦汉时陆地渐渐东移。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绍熙五年(1194年)二次黄河夺淮，到明弘治六年(1493年)刘大厦下令筑黄陵岗，迫使黄河全流南下，带来的巨量泥沙与长江入海口北移的泥沙会合，使盐城滩涂迅速淤长。明隆庆三年(1569年)淮河异涨，洪泽湖、高宝湖和里下河数万里一片汪洋。潘季驯采用“束水攻沙”法治淮，到万历八年(1580年)开坝放水，大量泥沙人海，黄河口三角洲又一次迅速向东部海域扩进，苏东滩涂迅速淤长。清康熙十八年(1629年)由靳辅又一次导淮入海成功，庙湾、新兴、伍佑、草堰、小海等盐场的海岸线东移，滩涂淤进再一次加速。直至咸丰五年(1755年)黄河归北，滩涂长势才缓减。这种成陆的特性使境域“延袤数百里皆厥卤地”[13]。碱性土壤由西向东逐渐增强，适宜煮盐，不利于种植。
西汉初年盐城人民“以渔盐为业，略不耕种”[14]，只有成陆较早的西部湖滨地带人民从事农耕，境域的汉代遗址中发现了刀、犁、锛等铁制农具，其时农业生产初见端倪。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相对稳定，为劳动人民的生产劳动提供了较好的社会条件。唐大历二年(767年)，淮南黜陟使李承在修筑了常丰堰的同时，在西南临湖地带建立起射阳、太平等一片内河水系区修筑了东作宥城，安顿刑犯在此参加营田集体劳动。此后，射阳湖沿岸有大批以囚徒为主的屯田户定居下来。“屯田瘠卤，岁收十倍”[15]，湖滨地带的农业生产初具规模。
但是盐城滩涂的农业并没有由此而迅速发展。一方面淮南沿海煮盐劳动力投入大，灰料、燃料皆取决于草。每副盐灶最少需配置400亩草荡和10名盐丁。宋起盐籍就作为一种特殊的户籍承担繁重的徭役，因而境内缺少大规模垦植所必需的人力和土地资源。另一方面“天下之利，盐利之半”[16]，自古盐利收入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历代政府惟恐缺草煎盐，减少盐税收入，盐法甚严。亭场草荡所产之草不准私售、不准改垦，灶民利用零星荒地种些瓜果，杂粮也以违禁论处，千方百计扼杀盐区种植业的发展。
在沿海荒滩草地上垦植并非轻而易举之事，防洪御卤是最基础的物质条件。唐大历二年(767年)修筑的常丰堰由楚州(淮安)、庙湾(阜宁)至盐城继而向南筑至海陵(泰州)是有史记载的第一次大型筑堰捍海工程。北宋初年重修了一次，但经不起常年海潮冲刷，多次溃决。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范仲淹率四万余民工，历时八年重修了一百八十一里长的海堤，史称“范公堤”。它对盐城滩涂防洪御潮起着巨大的作用。堰成“亭灶相望，依附取用，农事盐课，两得其利”。从此，境域的产业结构步入盐垦并举的轨道，滩涂开发利用呈现盐垦递兴的发展势头。
到北宋末年境域的农业区已由唐代的湖滨地带发展到范公堤西附近。秦汉古灶地沿冈地带卤气渐淡，陆续辟为农田种植旱谷杂粮[17]。明代堤西开始了一年一熟水稻和杂粮的种植业。
随着滩涂的日益淤长和境域屡遭水灾，迳流冲洗，以及射阳河、新洋港等自然大河支流叉港的畅泄，使土卤日淡。明以后，范公堤东沿线煮盐已无利可图，开始衰败，迫使亭场再次东迁至临海，却为高梁、山芋、麦子等农作物的栽培提供了基础。此时，一部分盐民向东部沿海迁移，继续煮盐谋生；一部分盐民为了生存，开始在盐分不重的荒地上开垦，种植业进一步扩大。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盐臣的奏章中有“草堰场东西南北四团四十总私垦十万余亩”的记载。户部尚书李汝华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盐法五议》中指出境域的私垦十分严重。草堰场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以前，灶民的私垦已占全场额荡的百分之四十以上[18]。到天启五年(1625年)，小海盐场私垦几乎占全场额荡的十分之八。这是盐城滩涂农业发展史的一个重要时期，开始形成里下河农业经济带和沿海盐业经济带，滩涂开发的生态经济模式进入了新的时代，为盐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繁荣带来了勃勃生机。
明代的盐区到清代有相当一部分已改为垦区。清雍正八年(1730年)政府一方面继续执行“保证盐课，打击垦植”的政策，积极开发沿海新盐区；另一方面结合旧盐场的实际情况，对已垦多年的熟田清理丈量，按照田地收税条例改征田赋，史称“升科”。这一做法直至清末。
盐民谋生的欲望和盐商为利润的驱使对明清两代旧盐区改垦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明中叶以后，全国实行“一条鞭法”，自正统年间(1436—1449年)即“概行于天下”[19]，两淮盐课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也实行盐课折价。这样盐丁的一切负担都完全货币化了，就其土地所宜从事生产是他们迫切的愿望；另一方面同年“纲法”的实施，意味着制盐进入商品生产的时代，企业的主人——盐商拥有亭场的使用权和占有权，自负盈亏，经营中起指导作用的是价值规律，利润是唯一的决定力量。盐商自己纷纷把废弃的亭场租给盐户种植，租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再一方面，范公堤筑成后，“始无海患”[20]外流他乡的三千余户返回故土耕稼、煮盐[21]。尤其是清代境域人口迅速增长，乾隆八年(1743年)仅盐城县就达72927户，3292750口。人口的增加，劳动力的增多使发展种植业成为可能。开垦种植，尽管最初只是自发的、零星的私垦，但把废弃、闲置的旧亭场利用起来，尽量扩大耕地面积是人民生计和生存的需要。新盐区的开拓，旧灶地的开垦，盐垦并举以强劲的社会需求和盐商残酷的剥削欲望为动力在盐阜大地上愈演愈烈。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江淮巡抚恩艺棠积极主张放垦。清末民初，在张謇的倡议下，沿海地区的废灶兴垦更是如火如荼，带来了地区经济结构的又一场大变革。
三、盐业衰落
源源流长的盐业生产，艰辛曲折的盐垦并举，和那随着滩涂淤生不断建立起的星罗棋布的自然村落，记载了盐阜人民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创业史。步入近代，盐产急速下降，生产规模日趋衰落，加上战乱和天灾交相延续，人口锐减，使本区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徘徊不前。本世纪二十年代境域内掀起大规模的废灶兴垦热潮，昔日盐都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农垦区，以植棉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区域经济重心转为以农为主。这场声势浩大的滩涂开发事业是盐城沿海农业的起点、滩涂资源利用的根本转折点，成为盐城近代农业史、社会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淮南盐区南起长江入海口吕四场，北迄淮水入海口庙湾场，与范公堤平行，绝大部分盐场在今盐城市境内。淮南盐区在古代是全国最大的盐区之一，但到清道光三年(1823年)淮南通州所属七场、泰州所属十三场、海州所属三场、二十三场总计只存草荡四百九十五万亩；沙荡一百七十万余亩，另熟田三十五万余亩。可见，淮南盐产已走过了清中叶的鼎盛期，宣统二年(1910年)淮南产盐2642875担；宣统三年(1911年)淮南产盐1861224担，其中本区产盐1467959担，不及清中叶正常产量的六分之一。其实自道光后，境内盐场就开始借买淮北食盐接济淮南行销，并以淮北溢收的盐税抵偿淮南短少的税款。淮盐的生产重心已由淮南逐步转向淮北。
到清末本区有富安、安丰、东台、梁垛、何垛、丁溪、草堰、刘庄、伍佑、新兴和庙湾十一处盐场，随着盐产的日趋低下，各场相继进一步归并，到民国元年(1912年)，本区只设有拼角、东何、安梁、草堰、丁溪、伍佑、新兴和庙湾八场。在民国八年(1919年)前后，淮南办垦日兴，盐场再一次归并，淮南只存六场，本区设四场。安梁场(由富安、安丰、梁垛、东台和何垛场归并)；草堰场(由小海、刘庄、白驹和丁溪场归并)、伍佑场、新兴场(由庙湾场归并)。当年四场产盐576781担。民国十年(1921年)的大水灾使盐场制卤困难，整个淮南盐区产盐603913担。民国九年至十八年(1920—1929年)间，淮南平均产盐972000担，本区各盐场所占的比例是：安梁22％、新兴16％、草堰11％、拼角8％、东何6.5％、丁溪5％、庙湾5％、伍佑4.5％[22]”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境内各盐政公署全部撤销。
近代境域盐业生产日趋低落，滩涂开发徘徊不前的原因，既有清中叶以后海势东迁，潮汐不至致使盐场卤气日淡，也有范公堤以内的灶地已悉数开垦，即使范公堤以外亦是垦地渐多，导致草价上升。相反，淮北引潮晒盐，利用海水、日光，并且淮北常年雨量较淮南少，晒盐的成本和工效优于煎盐。加之其间上游淮河、洪泽湖常年发水，大水过境，淡流冲洗，亭场被毁，煎盐生产更是雪上加霜。可见，境内大规模的煎盐生产困难重重。但是，导致盐城近代盐业衰落更为主要的原因是政府腐朽，帝国主义和封建垣商对沿海经济的疯狂掠夺，对盐区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它们犹如三座大山压在沿海人民的身上。
清代盐税分三种，直接向盐户征收的称灶课，向运销商人征收的称引课，各项附加税和其它苛捐、规费等统称杂课。咸丰三年(1853年)为筹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军费又另征盐厘，它是盐税收入的重要部分。朝廷的财政收入“盐利十居其八”，而淮南课税独当天下之半，仅中十场(主要在东台市境)清末每年盐税折银高达三万余两[23]。
清末文人田北湖在《说盐》中指出：“灶丁受商虐……裸居而食草，商人层垒盘剥而克扣之，……灶丁逃亡多矣。”当时一石草值钱五百文，需两担草煎一桶盐，而盐价每桶只有九百文，盐户不堪这种剥削，纷纷逃亡，盐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嘉庆道光年间本区人口按黄册达到300余万，到宣统三年(1911年)人口总数只有280万[24]。
辛亥革命，清帝退位，是历时七十余年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大成就，其时江苏宣布独立，取消盐运使改称盐政总理，泰州分司改称泰属总场长，盐课司改称公署，场大使改称场长，由当地产生的民政长代替了清朝的七品县官。民国元年(1912年)，民国政府任命两淮盐运使，直隶于中央，同时取消盐政总理之名。不过，这些变化对高度分散、闭塞的广大盐民来说，影响实在是太小了。民国的盐政基本上仍本清制，官办专卖制，盐官、盐商的剥削与清朝并无二致。盐户自备工本为垣主煎盐，食盐必须全部缴给垣商，不得私留、私卖。开煎时向督煎处领取开煎牌，悬挂在灶屋门前，煎毕将火伏数，止火时间和成盐量报告督煎处，同时交回开煎牌。一般，一昼夜可煎一桶八分食盐(每桶279.4市斤)，垣商的收购价为1.831元，而实际生产成本需1.901元，即使盐户剔除煎草和皂角的费用，赔进人工，每桶也只落得几角钱而已。垣商时常将收盐木桶改大，以克扣盐民。兴垦前草价低廉，盐户恃桶价所入尚可维持生活，而垦风日兴，草地减少，草价上涨，盐民生活更加困难，他们食糟糠，衣褴褛，为了生活有些人兼营渔业，有些人私垦种植，还有些铤而走险走私食盐。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盐政的殖民化控制和北洋政府的腐败，则更使淮南盐业趋向崩溃。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烟台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为了偿还中日战争赔款，清政府以盐税和关税作为抵押，向英、美等国银行借款。到民国二年(1913年)，袁世凯阴谋称帝，为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办理“善后”为名，向英、美、德、俄、日五国银行借款二干五百万英镑，八四实交，年息五厘，以盐税和关税为抵押，四十七年偿清，本息计67893597英镑。此《善后借款合同》还规定中国须聘请外国人协助管理盐税征收事务。依此，北洋政府开始用盐税抵偿外债，同意帝国主义名义上“协办”，实际上监督盐税的征收，中央设了盐务稽核总所，以盐务署署长兼任“总办”、“洋员任”、“会办”同时兼任盐务署顾问，总所设在上海，并在扬州、海州设分所，主要产盐区设支所，盐场设秤放局；在汉口、长沙、南昌、芜湖(即“扬子四岸”)加盐务稽核处。当时，各级盐务稽核机关中也“聘用”了许多洋员。以此两淮盐区的食盐产、运、销的广大领域内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洋员监督网，中国盐政、盐税为帝国主义所控制，殖民化进一步加深。
四、废灶兴垦
清末民初，不仅盐城沿海的盐业生产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与淮北的先进制盐技术相比，煎盐的成本要高于晒盐14—16倍之多；每副盐灶须配置十亩甚至数百亩草地，滩涂土地资源浪费极大，广大盐民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生产形式谋求生存，垣商也为盐利下降所困，伺机寻求更高利润的生财之道。1901年清末状元张謇弃官返乡，筹集银两三十万，在吕四场创办通海垦牧股份有限公司，并为解决大生纱厂棉纺原料进行了盐区植棉的实践。经过十年的经营，垦地十一万六干余亩，年产原棉万担以上，开中国兴垦植棉之先河。成为当时颇具吸引力的新生事物，更是给因盐业衰落而陷入困境的淮南各盐场树立了一个集资办垦的榜样，废灶兴垦由此作为旧盐区经济发展的捷径开始逐步为世人所接受。
民国三年(1914年)，张謇出任中华民国农矿工商总长期间，着力推动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立法活动，政府废止了历代王朝淮南盐区禁垦的规定，由国议会、大总统颁布了一系列的条例，其中《国有荒地承垦条例》规定：“凡国有荒地，除政府认为有特殊使用之目的外，均准人民按照本条例承垦。凡承领国有荒地开垦者，无论其为个人或法人，均认为承垦权者。”还规定：“领卤斥地一万亩以上承垦者，其竣垦年限为十一年，竣垦一年后，该竣垦亩数照各该地之税则升科。”[25]这些法律起到了鼓励人民开垦的作用，为盐城沿海滩涂由民间开发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当年，财政部设立淮南垦务局于东台，委派专员办理放垦。具体工作于民国六年(1917年)开始。事实上政府并没有对土地进行测丈，仅凭场署原有的征收盐额的底册编造了“垦册”，把范公堤两侧附近大片经盐民多年已垦的熟地也列在其中，其目的是乘机征收地价，即民间所说的“垦务捐”。这一行为激起盐区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恰巧民国十年、十一年(1921—1922年)连遇水灾，境内经济大受损伤，人民生活更加困苦，政府不是赈灾，而是紧催地价。在肖联琮、王九成等人的鼓励下，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捐暴力行动[26]。庙湾场因地权纠葛甚极，未办即停。
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短暂的发展机会，尤其是纺织工业的发展最快，原棉需求量不断增加。棉花成为—种重要的战略物资。由此产生了原棉供应和生产基地建立的问题。兴垦植棉不仅仅是产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而成为一种时代的、社会的迫切要求。
盐城沿海滩涂是长江、黄河和淮河入海泥沙长期冲积形成的滨海平源，以王港河为界，北部为淮黄冲积平原，南部为江淮冲积平原。”气候条件较好[27]，为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温暖而湿润，四季分明，平均日照率为52％，无霜期长达220天左右，土壤属滨海盐类土，虽含一定盐份，但尚无害于棉花生长，经过开发可以植棉[28]。这几千万亩的茫茫滩涂土地资源，适宜的自然条件，尤其是与巨大的原棉需求结合在了一起，强烈地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资金，社会各阶层纷纷涌向这里。由民族资本家、官绅和商人等牵头，招股集资兴办盐垦股份有限公司，史称“废灶兴垦” 的热潮，于1915年在苏北沿海滩涂全面铺开。“欲组织一新公司，也不若往昔困难，只须有人号召，股本筹集，立时可就。甚至有辗转相托，以不能入股为恨事者。……股东之广，几遍全国”[29]。从而形成了南起长江口的吕四场，北至海州以南陈家港间，范公堤以东，七百余里长，总面积三万六干七百平方公里的、全国最大的淮南盐垦区。先后成立了70多家盐垦公司，一期投资1732万元，占地432万亩[30]。其中在今盐城市境内有63家公司，先后投资2000余万元， 占地约400万亩， 约垦地200万亩， 分别是淮南盐垦总投资的
85％，占地面积的83％；已垦面积的64．9％。境内规模最大的是大丰和华成两家盐垦股份有限公司，占地面积分别是140万亩和60万亩。占地不足一万亩的小公司一般是一些地主单独或联合举办的。
盐垦公司的投资者依其目的不同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张謇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致力于盐垦事业，并不是谋求廉价土地或从中谋取俸禄、红利等经济报酬。张謇屡述创办通海垦牧公司的艰险历程。相反，当时大生纺织公司每年平均正息和余利达22万两，1916年和1917年分别获利48万两和66万两[31]。倘若此时张謇把投入盐垦公司的资金用于扩大纺织公司，当更有赢利把握。但张謇等“念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事农，本未不备”[32]，决定“广植棉产，以厚纱厂之自助之力”[33]，这样扩大了原棉资源，为长期发展纺织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张謇鉴于当时的“政府不足责”，图以实业救国，实现他实业、教育、地方自治的一贯主张。再者，废灶兴垦“务使旷土生财，齐民扩业”[34]，既为社会增加财富，也可以解决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因此，“大生纱厂举其历史的积累之款，悉以入股。淮海实业银行，几以全部股本经营垦植”[35]。从张謇极力筹备资金的举措以及开凿新运河的计划，能进一步看出张謇等人办垦不为一时一地，也不是权宜之计，是着眼于苏北沿海滩涂的长期开发和利用，民族工业的振兴和发展[36]。
第二类投资者是土地投机和寻求暴富捷径的投资人。如华泰盐垦公司，其兴垦成绩寥寥，却侵入草堰场大搞土地投机活动，迫使大丰盐垦公司为解决垦区水利统一规划的需要，不得不以高于一般地价的数倍收购瑞丰区土地。第三类为盐场灶地的所有者——垣商及当地的中小地主。他们对盐业前途暗淡体会最深，盐利不及垦利，自己单独兴垦既缺乏资产又没有技术，而现在借助他人之力把荒地垦成熟田，则可坐享股息、租息和土地升值之利。
但是，在盐城沿海滩涂兴垦并非易事，必须建设防潮、防洪、排涝和淋盐等基础设施。它东有海潮、西有客水。潮盛时平畴的临海草荡立时变成一片汪洋，土地被严重碱化，其后至少三年寸草不生，它又处于淮河下游，从宋、金起黄河夺淮人海，特别是元朝开会通河和明清两代多次疏浚运河，每逢运粮北上运河开坝，境内河道少又无涵闸控制，海潮顶托，必是西水漫滩一片汪洋。因而，各盐垦公司起初都很重视水利工程的建设，为兴垦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如大丰公司修堤321公里，涵闸35座，建桥梁690座，汽车道450公里，挖河道12600公里，工程投资120万元[37]。一套从田头淋沟、土窕 河、排河、土匡 河到区渠、干渠，分级排淋至大海的水利系统和土地规划，超过了当时苏北任何一个农村社区。这是苏北农田水利建设的新举措，虽然它的工程质量标准不很高，却为后来水利工程的进一步改造提供了基础。垦区水利规划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在这种设施的基础上。它既可以作大规模的整体改造，也可以作局部改造。这与张謇当年聘请荷兰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并在通海垦牧公司多年试验取得成功经验是分不开的。大丰公司农田水利建设的另一个值得后人借鉴的特点是，有河就有堤，有堤必种树，圩堤所至，植树随之。道路岸台都是天然林基，大堤堰圩成了天然林带，20年后，即抗战争前夕，垦区内防风林带已颇具规模，耐碱而生长较快的刺槐已是老树参天，好似一派江南农区风光。
值得提及的是，为境内沿海滩涂开发做出巨大贡献的是盐区的广大人民，和来自南通、海门、启东、如皋等地的农民。他们是兴垦的中坚力量，曾经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盐民在废灶兴垦后，就近业农，成为垦户者约占垦户总数的15％左右。华成公司二千户佃户中南通、 海门等地移民约占90％，阜宁当地人仅占
8％；合德公司六百户佃户，均为崇明、启东等地人。1917年今大丰市境内由盐民转为垦户的约6000人，外地招来9812户，46209人。据1934年泰和公司调查，该公司共有佃农1100余户，14600余人，均系南通、海门贫民[38]。这样大规模的移民兴垦在滩涂开发史上是空前的，他们懂得种植和棉田管理，解决了废灶兴垦中劳动力和技术缺乏的两大问题。
滩涂初垦的几年，土壤盐分较高，棉花立苗困难，广大佃户因地制宜采取了不同的耕作方法，千方百计地防盐保苗。通过返草还田，种植冬绿肥和限制夏熟作物，浅耕、免耕等一系列养田保棉措施，使土壤盐份逐渐下降。据1922年的调查，未垦地表土层含盐1.21—1.37％[39]到1935年植棉地含盐则为0.146—0.385％[40]。经过广大佃户多年坚韧不拔的努力和辛勤的劳动，培肥了地力，改良了土壤，使得棉花的收成逐步增加，由最初每亩产棉10市斤左右，到1930年上升为28.7市斤[41]。
盐垦公司在滩涂开发中很重视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如管理专家邵铭之，教授包容、沈光史，前南农学院院长杨景辉，前导淮总工程师顾恺，前江西省建设厅厅长胡嘉昭，前江苏建设厅厅长吴谥等都先后在一些盐垦公司任职。盐垦公司为提高种棉技术举办多期农垦训练班，由南通大学出教员，公司出经费培养了一大批农业技术人员，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农业专家。
到1937年，淮南十七个大的盐垦公司的总面达三百五十二万多亩，已垦面积达一百四十七万六千五百多亩，占总面积的41％；总产籽棉六十七万九千九百担，境内公司的棉花单产达到34.4市斤[42]。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茫茫沿海滩涂不仅变成了堤河纵横连田阡陌的植棉基地，而且建设了一批新兴的学校、工厂和集镇，到1937年淮南垦区有集镇25个，仓库474座，轧花厂6个，纺织厂2个，榨油厂5个，诊所10个，合作社10个，小学54所，中学2所，雨量测候所10个，初步形成了生产、商贸、生活、文化、科技等设施齐全的苏北棉区。
抗战爆发后，各盐垦公司的生产、开发,损失极为惨重。生产设施迭经敌伪摧残，不但未能展布，且原有规模日蹙，业佃均呻吟喘息于军事威胁、经济侵略的高压之下奄奄待毙，大片已垦土地重新抛荒。抗战胜利后，沿海农业重新获得发展，1946年，民主政府在垦区实行土地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的生产积极性，盐垦公司纷纷解体，但废灶兴垦，建设新棉区的事业却获得生机，苏北沿海农业经济区的雏形基本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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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旧唐书·李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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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明史·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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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嘉庆年修《东台县志》。
[22]《中国盐政实录》。
[23]《盐城史话》：
[24]《盐城史志》1991年第1期。
[25]《中国年鉴》第—册。
[26][30][31]《盐城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27]《江苏省苏北垦区土壤调查报告》1957年。
[28][39]驹井德三《张謇关系事业调查报告书》1922年。
[29][35]《新中华》卷3，第24期1935年。
[31][32][33][34]张謇《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2、卷4。
[36]《大丰县文史资料》第三辑。
[37]《两淮水利盐垦实录》。
[38]《大丰简志》。
[40]杨守珍《淮南盐垦区土壤之研究》。
[41][42]《淮南盐垦公司管理处总概况》。 |
